复杂的缅北诈骗事件，媒体报道角度有哪些 | 事件复盘

Original 深度营深度训练营 2024-04-09

2022年6月25日，公众号“看客inSight”的推送《女式内衣流水线上，打工男孩的无欲青春》引发网友关注。有人感叹“少有人将目光投向流水线上的工人”，也有人说“这篇文章反驳了读书无用论”，有人在文章中看到了过去的自己，而更多人透过作者的镜头和文字，看到小镇内衣厂的青年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这篇文章首发于2017年，标题是《汕头内衣厂里的打工男孩》。作者陈劲大学学习新闻专业，毕业后选择成为一名自由报道摄影师。他将镜头和文字对准小镇青年的生活与情感，作品普遍关注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生存和流动状况缅北诈骗事件是涉及多起诈骗案的复杂跨国犯罪事件。犯罪分子利用缅甸北部电信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诈骗活动，他们冒充政府机构、银行、电信公司等的员工或从情感入手，通过电话、短信和社交媒体等途径骗取受害人的财产和个人信息。

近几年，涉及缅北电诈的新闻事件屡屡发生。暑期档电影《孤注一掷》让缅北诈骗事件重新回到大众视野，接着，“中科院博士被骗缅北”词条冲上热搜。针对这一系列事件，在今年7月-9月，不同媒体从多个角度进行报道。一些媒体从受骗者的角度出发，报道了受害者的经历和损失情况，探讨了诈骗团伙的作案手法和特点。一些媒体则从犯罪集团的角度出发，报道了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手段等问题。另外，还有媒体从警方的角度出发，报道了警方打击诈骗犯罪的行动和取得的成果。

这些报道不仅反映了公众对诈骗犯罪的关注和愤慨，还揭露了诈骗团伙的作案手法和特点，帮助公众提高防范意识。与此同时，它们促进了政府与民间的对话，推动了国际社会对缅北诈骗问题的关注。这些报道也为可能想要前往缅北的人敲响了警钟，使他们能更加理性地甄别信息。

由于事件复杂，我们从不同主体进行了讨论与分析。此外，我们对话了新京报记者汪畅、谷雨实验室撰稿人林子牧，对此次热点事件各主体报道进行方法总结。

关键词：身份复杂、并非孤例、人性

缅北电诈事件持续时间长，涉及群体多，其中缅北事件的受困人是受到事件影响最大的群体，同时也是各媒体关注的重点。根据国务院联席办发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3月，累计审查缅甸回流人员43786人，偷渡人员10589人。缅北事件离我们并不遥远，受困缅北的人也不在少数。

今年3月，南方日报发表《戴着手铐敲键盘、哭求不要割腰子，男子亲述缅北逃亡经历！多地报告人员失联→》以李伟的视角叙述了受困缅北人群的真实处境：体罚区有水牢、吊人的支架，一名全身缠满绷带的男子正在挨打；有的人身上带伤，有的人戴着手铐在工作，“状态都很萎靡”；进去后没业绩的人会被转卖给其他公司，或是被“摘器官”贩卖。

这并不是“孤例”。新京报《被骗缅北的00后被警方成功解救，“我以为我要死在那里了”》中的小强、澎湃新闻《一个宁夏小伙的缅北噩梦之旅》中的小肖、农视网《水牢、电击、贩卖器官……缅北诈骗有多猖獗？男子向农视网记者倾诉缅北遭遇》中的小陈，都是被困缅北人群的缩影。小强眼球上的血块和胸前的淤青依然清晰可见，说话时身体不自觉地颤抖；因为一位意外结识的老乡贺峰，小肖和同伴等6人被骗缅北从事诈骗活动；小陈偷渡、诈骗、身不由己、逃亡、自首、服刑……

除了直接对话受困人外，《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个偷渡缅甸的15岁乡村少女》聚焦于受困缅北的未成年人。记者深入他们的家庭和成长环境，探寻他们被骗缅北背后的故事。记者形容曾受困于缅北的未成年女生周婷的成长过程充满诱惑和危机，在辍学后、成年前这个夹缝年龄段里，像一粒尘埃漂浮于种种灰色角落。

然而，被困缅北人员的身份是复杂的，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差点死在缅甸”》记述了缅北受困者郝振东的故事，他的“工作”是“杀猪盘”——在社交软件上物色女性，引诱她们在诈骗平台上投资。他说：“人已经变成了屠夫，你觉得屠夫，会对猪产生怜悯之心吗？”

根据国务院联席办发布的数据，70%的偷渡目的是从事电信诈骗。在《从缅北救回上千年轻人后，他发现电诈的残酷真相 | 谷雨》中，从2021年开始从事反电诈和劝返营救工作的公安干警老张叙述了他的经历。老张表示，被骗缅北的人群主要有学历低、家庭关系冷漠疏离、拥有“快速致富”心理的特点。他会采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返方式：说一些难听的话刺激他们回国，比如“你今天挨打了吗？”；告诉他们家庭的情况，比如发送伪造的病危通知书。但是，即使老张好不容易将受困者劝返回国，却还是有人再次回到缅甸，不断走进循环。

他们的故事讲完了，相似的故事依旧在发生。缅北地区局势混乱，受困缅北的人处于“隐秘的角落”。但同时被隐藏起来的，还有受困者复杂的人性。

关键词：“三不管”地带的武装力量庇护，还原缅北现状

在一系列针对缅北诈骗事件的报道中，诈骗集团是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报道群体。部分媒体将诈骗集团作为报道角度，实地探访缅甸周边地区或采访成功逃出的受害者们，还原了诈骗集团将受害者们骗去缅甸后用暴力强迫其“听话”的过程。电影《孤注一掷》演到末尾，观众们才发觉剧中陆经理算不上是园区中的诈骗头目。隔壁园区放“庆祝礼花”时，诈骗金额800万的他只能放鞭炮。相比于影视中的诈骗集团，现实中诈骗集团的行径只会更无人道。

“蛇头”带领偷渡，短视频平台成为犯罪温床。被骗至缅甸的人中，有在边境旅游被绑架的，但更多人是在互联网上被所谓“高薪”工作的虚假宣传吸引至缅甸的。在国内短视频平台上，灯红酒绿场景引得许多受害者“自愿前往”，然而当他们被“蛇头”带出边境后，却陷入了电信诈骗困局中。

「剥洋葱people」在5月22日发布的文章《“蛇头”藏在短视频平台》中提到，在国家大力打击电信诈骗的影响下，招聘网站和社群论坛上的虚假高薪招聘贴逐渐退场，转而侵略短视频平台。记者通过采访已成功摆脱缅北诈骗集团控制的黄俊伟，得知了受害者们从被短视频中“美酒”和“大摞钞票”吸引后，是如何一步步陷入诈骗漩涡的。自费到口岸，辗转汽车、摩托车、步行，直到受害者们察觉到不对，但那时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同时，记者通过假扮对电诈感兴趣的网民暗访这些短视频账户，发现大多互联网上的“蛇头”在与潜在员工交流时非常谨慎，且话术体系不断升级，导致政府发现、打击这些网络上的诈骗行为存在一定难度。因为大量在短视频平台上受骗并被骗至缅北的人员都很难逃出，在短视频平台上更是催生了“高价偷渡回国”的新产业，而这类人员同样被受害者们称为“蛇头”。

在被高薪骗进缅甸园区前，受害者们得到的信息通常是合同到期便可随时回国。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缅甸电诈园区像一个黑洞，被吸进去的人再难出来。公众号「真叫卢俊」在8月20日发文《我研究了下缅甸的诈骗园区，发现…》。文中通过卫星地图详解了“KK园区”选址是如何把受害者隔绝起来，并把想逃跑的人困在其中的。文中提到，“KK园区”一面临河，一面建高墙，外面是大片的农田和荒地。进入大门后，走过一条极长的道路才能进入园区主体。卫星地图中，“KK园区”是一个几乎没有人可以逃出来的牢笼，对于受害者们来说一旦进入这里，出来的希望极其渺茫。

缅甸诈骗产业如此猖狂，是因为有当地武装势力的庇护。电信诈骗起源于台湾，后被带入柬埔寨。自2015年中国警方与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联合打击电信诈骗后，柬埔寨电诈人员向缅甸迁移，新的诈骗园区逐渐在泰缅边境地区成型。

8月17日，澎湃新闻发布《“在果敢，一个电诈人才可以卖到3000万”丨探访“金三角”核心地带》，从诈骗集团的形成到运作，这篇新闻将缅北现状具象化。记者前往泰缅老交界的金三角地区，探访妙瓦底、大其力、佤邦、果敢、木姐等地的电信企业和电诈集团，并采访了多位曾在缅北工作或生活的人士，他们发现如今缅北电诈集团大多由柬埔寨迁移而来，加之缅北错综复杂的武装割据，让电诈集团有了有力的庇护。每一个电诈集团背后都有武装力量以干股形式与他们分成。同时该篇文章也梳理了缅北所谓“四大家族”的关系，补充了公众的现有认知。也透过文中知情人之口揭露出现在果敢已经不止四大家族，“电诈在果敢遍地开花”。

针对诈骗集团进行报道，对于记者来说危险性极大，困难程度也极高。据以上三篇报道来看，记者大多通过获救者的回忆还原事件全貌，部分记者选择前往缅北地区还原当地环境，最大地还原了缅北目前的状况。在记者的环境描写和细节中，在缅北生活的大部分是中国人，用人民币。针对诈骗集团方面的报道补足诈骗集团形成的背景，揭露了缅甸诈骗难以控制的因素——不在中国警方管辖范围、长期政府管控弱、各方武装力量掌权，且与诈骗集团相互勾结等。

关键词：底层家庭、反诈教育、赎金、情感连结

尽管缅北电诈事件中直接受困者和诈骗集团是事件核心，但与受困者一同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还有他们远在国内的家人。他们经历着内心的煎熬，翘首期盼来自中间人或公安的好消息；同时强打精神勉力支撑，给孩子以安全回国的希望。媒体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家庭与受困者、社会的多维互动，既呈现出受困者家庭遇到的心理和现实层面的困难，也对受困者成长路径中与其受困经历有关的要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于受困者家庭的报道都十分详尽具体，涉及到的主体有受困者家人、民警、解救志愿者、口岸派出所附近旅馆的老板等等。多方材料的相互印证让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到受困者家庭所面临的现实状况，避免“局外人”的片面视角。

受困者多来自中国西南部偏远省份，家庭条件一般，无力为孩子提供更高层次的教育环境，父辈身体状况堪忧。在这些孩子的成长语境中，“赚钱”从始至终都是重要母题。底层家庭对于青年向上流动的迫切需求与电诈集团拉人套路暗合，让这些家庭的孩子成为“蛇头”们的重要目标（《受困缅北的年轻人，溺水的底层家庭》）。再叛逆的孩子，在经受电诈集团的囚禁、虐待后，最终的求助对象仍然是父母，也只有父母能在这种境况下仍给予精神上的支持，这样为人父母的伟大光辉也被电诈集团利用，成为威胁受困者家庭的利器。

不少青年人都怀揣着朴素美好的未来愿景：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让长辈不再遭受病痛的折磨，给弟弟妹妹以更好的生活、教育条件。电诈团伙利用他们对于物质条件的需求，正如《孤注一掷》中喊出的诱人口号“拼一次富三代，拼命才能不失败”，看似是“天道酬勤”的正道之光，实则以更多家庭的幸福美满为代价，浸透了黑暗的犯罪底色。

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尚未形成完善的价值观，对于外界的认识极容易受所谓“朋友”影响。同侪群体给予的归属感和认同成为他们重要的情感来源，并以个人意志的让步和妥协为代价。在日常的交流中，他们不断被灌输“金钱至上”理念，向上攀爬的欲望与现实的落差不断刺激未成年人的心智，吸引着他们走向光怪陆离的深渊。（《缅北电诈深渊：四个被骗的孩子，四个绝望的家庭》）反诈教育不仅需要告知未成年人诈骗的危害，更需要从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入手，辅以充分的情感交流和支持，将他们从摇摇欲坠的边缘拉回。

官方途径难以解救出数量庞大的受困者，因此，大量家属们转向考虑通过“中间人”交赎金换回孩子。然而，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赎金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只能以尽量低的价格向口岸附近的旅馆讨到一个距离孩子更近的住所，日日徘徊，日日期待（《陷入缅北电诈的孩子，徘徊边境的家长》）。即使有能够果断交出赎金的家庭，也面临着被加码抬价的可能。赎金换人面临的风险远不止于此，一些家庭在支付赎金后仍然会经历孩子被再一次转卖的痛苦，在看到希望后一脚踏空，坠入深渊。

解救经验丰富的志愿者也不建议家庭支付赎金，一来会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二来很有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们的孩子被骗到了缅北》）。高价赎金导致一般家庭遭受更加沉重的打击，让他们饱受无力感的煎熬。一位单亲母亲因缅北电诈相继失去两个儿子，母子三人隔着上千公里互为最后的依靠，几十万的赎金让这位疾病缠身的母亲无能为力，只能打起精神保重自己，期望着能给远方的孩子些许支撑（《弟弟为救哥哥身陷缅北后，一个单亲母亲的自白》）。

家人被困缅北让这些受害者的家庭经受了莫大的痛苦，媒体记者关注到受困者的家庭自愿组成一个个微信群聊，抱团取暖，互相安慰。大家一起控诉孩子受到的种种伤害，互相倾诉自己的担忧和痛心。在难以支撑的时刻，这种类似于受害者互助群组的小团体起到了显著的安抚作用，有家长在群里找到赎回孩子的渠道，也有家长在意图轻生之际被群友劝解（《被骗缅北男子母亲自述：儿子被大砍刀围住后入伙》）。群里的家长普遍文化程度不高，通过微信语音相互交流，声音交流所蕴含的情感浓度极高。家长们在这种沟通之中排解绝望和痛苦，拾回支撑他们找下去的力量。

“会不会判刑不是现在要考虑的事”（《那些被骗去缅甸的人，都在经历什么？》），即使被困者回国之后有可能面临刑事处罚，家属也期盼着公安能有所行动，尽快将他们解救出来，确认家人的人身安全，再次真切相拥。

关键词：警务合作救助与劝返文化宣传

缅北事件就如投入湖中的石子，掀起层层涟漪，随着关于缅北事件讨论的深入，多家媒体将目光扩展至石子本身之外的涟漪与湖面。媒体开始追踪更多方面主体的行动，剖析更深层次的原因与更广泛的影响。主要的报道大致分为两个方向：其一，对官方与非官方救助行动的探究，以及对进一步打击缅北犯罪产业链的思考；其二，对缅北事件引起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包括电影宣传、娱乐活动甚至金融行业热词的调查与评论。

缅北电诈与拐卖人口事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远超许多人的想象，而多数人对其的认识或局限于事件本身，或过于浅显，甚至将其性质模糊化、娱乐化。对此，媒体在报道中除了呈现客观现象、运用采访与调查的方法，更多地加入了评论要素，以展现对事件外延更深层的思考和价值观导向，并呼吁各行各业承担起相应责任。

7月29日，新京报发布报道《打击“缅北电诈”，中缅警务合作能怎么开展？》警方自2021年起便开始通过劝返、惩治、帮扶以及外交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打击缅北诈骗活动。报道分析了缅北诈骗产业猖獗且顽固的多种原因，并指出唯有中缅加强各方的交流与合作，坚持“一带一路”，并以健康经济取代犯罪产业，才能彻底打击诈骗集团。

受害者在缅北受尽残酷折磨，而在诈骗基地之外，更有人正为救助之路的崎岖艰辛而操劳着。8月22日，《三联生活周刊》发布报道《“中科院博士被困缅甸”背后，为何解救行动这么难？》。记者为获得真实的救助途径与状况，采访了负责被骗人员救助回国工作的阿龙与负责电诈人员劝返工作的张亮。从二人的工作经历中，人们得知救助行动不仅需要巨额的“赔付金”，更要依托复杂且并不稳定的人脉。在政府对电信诈骗的打击下，从事诈骗的人口基数减小，诈骗公司不再轻易“放人”，劝返与救助也因此愈发艰难。更令人担忧的是，受困者正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不断有新人在金钱的引诱下被从事过诈骗的老乡带回诈骗基地，因此尽管受到多方的合力打击，诈骗集团却仍扩展着自身市场，将魔爪伸向更多国家。

根据以上两篇报道，打击缅北的犯罪产业链仍处于极为艰难的进行时。无论是缅甸复杂的国情，还是受困者多样的心理，都值得进行深入挖掘与讨论。受访者张亮在报道中表达自己的疑惑：“其实做救助以来，我也一直在怀疑，自己做的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当人们从更加全面的角度观察缅北事件所涉及的多个主体，便会进一步体会到其复杂性与严重性。

缅北诈骗曝光于群众的视野，引发了舆论界的轩然大波。成为大众热点的缅北事件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化产业获取利润的契机，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便是电影《孤注一掷》在票房上的成功。借助自带流量的“电诈”词条，这部号称现实主义的电影在赚得火爆的票房同时，却也受到颇多争议。8月15日《三联生活周刊》发布的《票房火爆的《孤注一掷》，消费“缅北恐惧”的快餐？》探讨了商业文化利用热点事件制造盈利的行为。《孤注一掷》以“多一人观看，少一人受骗”的口号，精准打击群众痛点，使自身热度一路飙升。然而，电影中人物的脸谱化与逻辑的割裂却让其更像是一部反诈宣传片，而非现实主义力作。打着真实的旗号，现实逻辑的缺乏却成为影片的“硬伤”，使其难掩快餐文化的本色。

除了电影，更具争议的文化产品则是深圳多家密室逃脱推出的缅北主题密室。对此，「新京报评论」作出批判。该媒体在8月28日发布评论《缅北主题密室，莫把犯罪娱乐化 | 新京报快评》，辩证地指出商家追逐舆论热点的行为虽无可厚非，但缅北主题的密室利用玩家的胜负欲与好奇心，在关卡设计中加入误导性设置，甚至美化诈骗行为，则会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新京报评论」提出，娱乐产业在设计相关主题的项目时可加入反诈要素，并坚持正向引导。

时事热点催化网络热词的产生，在互联网传播的作用下，缅北诈骗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与金融业产生联结。8月29日，「秦朔朋友圈」发布文章《“缅北”流传金融圈的背后》，分析“缅北”成为金融圈热梗的原因。在网络上的调侃中，“去缅北”成为干投资的隐喻，缅北诈骗则被用以类比近来层出不穷的金融圈骗局。热梗的背后，是金融业今年面临的压力，金融骗局为人们带来的困扰，以及金融业有待加强的社会责任感。

在舆论的裹挟下，缅甸，乃至东南亚被人们的恐惧蒙上一层面纱。当危险、恐怖成为缅甸的刻板印象，人们应如何看清它的真容？9月1日，「后浪」发布《在缅甸一年，一家三口全身而退，他想说…》，介绍一本反应缅甸真实风土人情的大奖漫画书——《缅甸小日子》。该书记录了作者随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的妻子赴任缅甸后的所见所闻，它揭露缅甸军政府的腐败、管理的混乱，也表达对缅甸人民在苦难中展现出的热情与智慧的怜爱，向读者呈现出诈骗集团之外的缅甸国情。

通过以上报道不难看出，缅北事件不应局限于其本身，而是应成为一种重大的契机，引发人们思考如何构建更加安全、健康、理性的社会。警方、救助人、导演、商家、网民……这些深处事件外延，看似与事件本身并无关联的人，媒体的报道将促使他们反思与审视自身，进而采取更多行动。

如《票房火爆的《孤注一掷》，消费“缅北恐惧”的快餐？》中所提示，“如果仅凭现实题材的热度来消费大众的情绪，恐怕它也难逃被人迅速遗忘的命运”，若缺乏深刻的内涵，有关缅北的文化产品只会成为廉价的快餐。同样，若不挖掘其本质原因、不追踪多方行为，那么缅北事件将沦为一场短暂的风波，终无法被根本地解决。

电影《孤注一掷》的火爆让缅北诈骗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无数的记者们手持相机、录音笔和笔记本，前往动荡的边境。接触到第一手信息的同时，他们也会面对情绪焦躁、难以沟通的受害者家属，态度蛮横的旅店老板，以及潜藏在聊天界面另一端的“蛇头”……

如何在纷繁的信息中找到独特的选题角度？如何与情绪不稳定的受访者沟通？如何在深入调查时保障自己的安全？透视记者们在缅北事件中的经验，我们也能获得诸多方法论的指导。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汪畅和谷雨实验室撰稿人林子牧操作相关稿件的经历：

“大家应该都不是今年才关注到缅北诈骗的。”汪畅最初关注到边境的诈骗问题，是在2021年秋天。当时，几张照片流传在网络上，“缅北诈骗犯人员之家”这八个字非常醒目，被刷在湖南洞口县不少村民的房子上。

2022年春天，汪畅发布了一篇关于金边长城宾馆的报道。一位华人在柬埔寨金边开了一家旅馆，免费收留从诈骗园区逃出来的中国人。彼时疫情席卷全球，他们无法立即回国，便在旅馆里自救与救人，等待回家。这是她发布的首篇关于东南亚诈骗的报道，五六位从诈骗园区出来的住客，向她讲述了自己偷渡、到诈骗园区、逃跑和暂住旅馆的全部经历。

与集中报道受害者的大部分新闻工作者不同，林子牧选择关注从事劝返工作的干警：“因为干警应该接触过很多实际的数据和案例，我们也想通过他了解这些去缅北的人的画像。”在撰写稿件《从缅北救回上千年轻人后，他发现电诈的残酷真相》时，她先定下大致的角度和基调，再根据采访内容确定稿子的框架：先勾勒受害者的面貌，再展现干警劝返的工作方法，最后叙述具体的营救过程。

对林子牧来说，在这一重大热点事件中，抓住事件核心固然重要，但一段时间后，不同的报道就会衍生出不同的思考和角度。“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地跟进，这其实是一个时间上的过程。”

今年四月，有媒体对前往边境寻子的家长进行了短篇报道，汪畅注意到这一线索，和编辑讨论之后，希望能以镇康县公安局对面的那排旅馆为切入点，写一篇家长们为了寻找前往东南亚诈骗园区的孩子，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在旅馆里短暂停留、交汇的故事。

南伞口岸

从北京跋涉到云南边境镇康县，需要坐飞机、转高铁、坐城际大巴，花费近一天的时间。为了防止“扑空”，出发前，汪畅先进行了远程核实。像之前远程做社会新闻时的方法一样，她先用地图定位到镇康县公安局，这样就能看到公安局对面的那排旅馆，一般上面会直接有联系电话。然而这次可能因为是边境小城，挨个点进去之后，却少有旅馆登记了号码。

汪畅一个个地致电询问旅馆老板，近几天是否有受害者的家属住在旅馆中。有的旅馆老板说有，有的则说家属们已经离开。为确保到场之后能找到人，她又从另一家媒体记者那里要了几位家属的联系方式。

“去现场采访是很不一样的，现场的氛围和环境能让我感受到很多东西。”汪畅分享道，她不会完全依赖于采访录音，通常她习惯携带一个小本子，记录采访时的关键信息或脑海里偶然蹦出来的句子。但这次在边境，要随时跟着家属到处走动，本子不太方便随手拿着，因此汪畅选择在微信中“自己发给自己的大对话框”里，将她觉得重要的信息及时记下。

现场总有意想不到的发现。陪着家属在公安局等待孩子办手续时，汪畅见到了很多个刚从缅北回来的人。这其中，一个00后男孩突然一口咬定，“你一定是记者。”那几天，汪畅一直以受访者亲戚的身份陪同他们，并未被任何人察觉，考虑到不会影响选题正常进行，她索性没有否认。跟他聊了几句之后，汪畅就惊喜不已，这位小男孩自称自己往返缅北，都是通过抖音联系的“蛇头”，她当即将这件事告诉领导，决定以此为线索进行调查，完成下一篇相关稿件，最终成稿《“蛇头”藏在短视频平台》。

徘徊在边境的家长

在调查与追踪缅北事件时，汪畅不仅面临如何寻找准确独特的报道角度的难点，更有无数纷繁复杂的信息，需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她仍然使用“真心换真心”的方式，去接触受访者，以望获得更多一手资料。

在访谈专家时，有时会遇到相对晦涩的专有名词，例如汪畅在做电信网络诈骗系列报道时，采访了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研究院院长、上海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宪权。采访过程中，他提及了一些自己在论文中凝练总结的词汇，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比较陌生。为了防止采访时接不上话，汪畅在采访前做了功课，看完他的相关论文并做好了笔记。采访时，她通过“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说的事情是我用更直白的话来讲是这样的吗”等问题，来理解专家提到的专有名词的涵义，最后在稿件中以简单平易的语言将其描述出来。

在解困式报道的稿件制作中，记者需要通过访谈获取信息，针对事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并对解决方案进行有效性评估。林子牧认为，呈现专家的意见是必要的，但稿件本身不一定要提出非常完整的解决方案，记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先提出问题、吹响警报。

虽然学术内容通常不便直接被引用在报道中，但在制作大部分稿件时，无论是接触专家、还是自己查阅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资料，都能够深化记者们对于事件的认识。汪畅表示，撰写报道最重要的就是记者对其的理解：“当你对一个事件的理解非常深入的时候，自然就能观察到比其他人更多的东西，你的稿件呈现出来就会更好。”

在做《“蛇头”藏在短视频平台》的报道时，汪畅首先需要去调查当下短视频平台“蛇头”的情况，她冒险去和平台中的“蛇头”交流。考虑要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尽可能地接触诈骗罪犯，她注册了一个微信小号，并通过网络为自己树立“人设”。

起初，她伪装成一个刚满18岁，无知、胆小的男孩，“先是发了一个走在田地里的视频，随便配一个音乐，发在朋友圈，说‘晚间巡视’什么的。过了两天又转发了一个链接，就是那种像谣言一样的文章，之后我再加他们。”但由于这个人设太过胆小怕事，一直在问各种问题，蛇头很快对“他”失去了兴趣，还有人劝告说，“就你这智商，别来，来了还把我拖下水。”

和编辑商量后，她换了人设：艺高人胆大，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干。没想到这样非常有效，另外一个“蛇头”和她相谈甚欢，对方甚至要先转几千元来，以便她坐飞机抵达云南。刚说完这句话，对方就通过抖音打来语音通话确认信息。汪畅没想太多，觉得接起电话还能再问更多，没想到电话里汪畅的女性身份暴露，立刻招来了这个诈骗犯铺天盖地的谩骂。好在平台上的“蛇头”非常多，汪畅还能再找其他人，但由于害怕再出纰漏，面对其他“蛇头”再提出语音要求，汪畅专门出门求助一位男性朋友，请求他代替自己与对方说几句话，“我说随便跟他讲几句就行，先消除一下戒心。”没说一两句，她就让朋友以信号不好为由，挂掉电话。“挂了之后我就继续发信息：‘大哥我们这个厂信号不好，咱还是文字聊吧。’然后这个蛇头又愿意给你讲了。”

除了获取外围的各方信息，记者们都会竭尽全力地触及缅北事件最核心的群体——受害者及其家属。

在前往旅馆初次尝试与家属沟通时，汪畅遇到的第一重阻碍是家属们普遍文化水平偏低，沟通存在一定困难。比如一个宁夏家庭，家属看不懂微信里发的文字，只能接受打视频的方式沟通，但他又完全不会说普通话。汪畅还在警局门口遇到两位报案的大姐，她告诉两位大姐自己是记者，但是她们始终以为汪畅和她们一样，也是来寻亲的人。

在这之外，部分不了解记者工作的人甚至可能极不友好地排斥他们。汪畅在当地遇到过一位烟酒店老板，他虽然目击过许多被骗来做诈骗的人，但得知汪畅的记者身份后，便表现得非常不耐烦，领着她往门口走。即便汪畅提出付费住宿，他都拒绝。但或许是因为在现场，见面三分情，他没好意思直接赶走汪畅，于是汪畅“厚着脸皮”坚持到底：“我就一直站在那问，问了好久。他虽然很不耐烦，但还是跟我讲了很多。”

尽管困难重重，汪畅仍然坚持真诚地对待采访对象。由于忙着赶路和采访，她一天都没吃东西，但听说受访者没吃饭，汪畅就直接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面包全部分给了受访者。当晚，她又出钱请了两家寻亲家属吃饭。吃晚饭时，氛围轻松了好多，采访对象分享了很多困难和压力，甚至吐槽先前找来的记者，说现在自己心里还压着事儿，如果记者只是为了发稿，不站在他们的立场考虑他们的感受，那他们就不想说太多。

其中有一位与汪畅同龄的女孩，曾与她一同蹲在公安局外的阴凉地，等待警察办手续。她来边境等自己丈夫，她自称丈夫为了赚钱改善家庭条件才被骗去缅北，没想到落到人财两空的境地。女孩突然开始聊自己心里的难题——公公指责她没能看好老公，婆婆问她能不能把赎金再谈少点，大哥要她确保花了钱就万无一失，八岁的儿子也每天给她打视频，问她爸爸是被骗了吗？

此时，跟这位女孩的采访其实早已结束，但这些却是最打动汪畅的内容，“我当时觉得很触动，那一刻，她好像才真正地打开自己的心。”尽管在做缅北系列的稿件时，她遇到过不少挫折，但她仍然会在一次次采访中“真心碰真心”。

*文中图片来自受访记者

[2]新京报，《被骗缅北的00后被警方成功解救，“我以为我要死在那里了”》，慕宏举，李宗吾，付水平

[3] 澎湃新闻，《一个宁夏小伙的缅北噩梦之旅》，高宇婷

[4]农视网，《水牢、电击、贩卖器官……缅北诈骗有多猖獗？男子向农视网记者倾诉缅北遭遇》，康轩山